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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疆文化·文物说:骏马金鞍蹄声疾

来源:内蒙古日报 发布日期:2025-11-20 点击量: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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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《内蒙古日报》(2025年11月18日10版)。

自白

豪华的坐骑神器    

□高莉

俗话说“人靠衣装马靠鞍”,马鞍具是游牧部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,契丹是最早制造和使用马鞍具的部族之一。他们为了保护马,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,促使马鞍具成为骄傲的手工艺作品。

我便是一套豪华漂亮的青铜鎏金马鞍饰件。转徙随时,车马为家是我们那时的生活环境。人们以马背为家,鞁具为控,鞍具为居,将对马的感情延伸到装饰马匹及马具上,愿意在这方面用最好的材质、最美图案,因此我们那时的马具有“甲天下”之美誉。

我诞生于契丹匠人之手,由前、后鞍桥和前、后鞍翅组成。前鞍桥长21.3厘米,宽22.5厘米,呈拱形结构,工匠在上面镂雕双龙戏珠纹样。两条龙大张着嘴,嘴角夸张地超过眉梢,上唇外翻卷曲,唇尖内卷,龙舌吐出,龙首憨态可掬。龙身蜿蜒狭长,肢体线条流畅。鞍桥边缘有6枚钉孔,下翼翅素面无纹。后鞍桥长15厘米,宽28.2厘米,纹饰布局与前鞍桥呼应,底部增刻了波浪纹,把双龙戏珠衬托得更加鲜活。两对鞍翅饰件呈对称型,前翅长7.7厘米,宽6.8厘米;后翅长9.5厘米,宽8厘米,均透雕单龙纹,并以如意纹环绕。龙纹居中,两侧辅以火焰珠纹,龙躯蹲踞蓄势,爪下海浪翻腾,与前鞍桥纹饰构成完整画面。

我紧贴着那匹叫骓风的骏马的脊背,感受着它肌肉的起伏与汗水的温热,我们一起载着主人无数次威武出发、凯旋而归。我以为这种光鲜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,没想到有一天,主人在我眼前倒下了。按惯例,我被几双颤抖的手庄重地捧入墓室,与主人一同沉入黑暗。

四季风在草原上一年又一年吹过,泥土侵蚀着我身上的鎏金,却磨不灭我的记忆。我身上暗金色的光泽是岁月与辉煌交织的印记,若你靠近我,或许能从我华美的纹饰里听到草原的风声、战马的嘶鸣,看到我们那个王朝远去的背影。

02

骏马金鞍蹄声疾

□高莉 通讯员 何佳

在通辽市文博院中国古代史(上)展厅,悬挂着一件出土于西辽河流域的稀世珍宝——鲜卑人面金牌饰。这件鲜卑人留下的珍贵遗物,不仅是璀璨夺目的黄金艺术品,更是穿越时空的历史使者,无声诉说着鲜卑的历史文化,生动展示着鲜卑人的审美与精湛的技艺。鲜卑人面金牌饰沉睡于西辽河大地的怀抱千余年之久后重见天日,抖落泥土的瞬间,往日光彩惊艳世人。

1990年6月的一天,一位牧民在哲里木盟(今通辽市)科左中旗腰力毛都苏木哈拉图达嘎查西北处拾牛粪时,捡到3件金牌饰,交到哲里木盟博物馆(今通辽市博物馆)。博物馆立即派人到发现地,看到这是沙丘中的一块风蚀地,金牌饰是随沙丘移动暴露于地表的,周围除了几件小陶片,别无它物。

对于牧民交上来的3件金牌饰,经过文博人员鉴定,1件是兽纹金牌饰,2件是人面纹金牌饰,均由纯黄金铸造,为鲜卑人之物。

出土金牌饰的小村庄地处西辽河流域腹地,公元2至5世纪时为鲜卑人游猎牧养之地。《后汉书》里记载,大约在西汉武帝年间(公元前140年—公元前87年),随着东胡族系乌桓人向中原边郡塞外的迁徙,居其大后方同一个族系的鲜卑人从大兴安岭一带开始向西南迁移,来到了乌桓人的原驻牧地饶乐水,并且“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”。发现鲜卑人面金牌饰的地点在新开河流域,2000多年前统称为饶乐水。

鲜卑源于北方古老的东胡族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入主中原、实现北方地区统一的游牧部族,一度活跃于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。4世纪以前,鲜卑主要活动区域在内蒙古地区,这里也是鲜卑不断发展壮大时期的重要活动地域。

古人认为一切事情均由神灵决定,所以喜欢举行祭祀活动,向上天求答案,鲜卑人亦如此。为鲜卑人主持祭祀活动的萨满,在人们心中是能够与神灵沟通的法师,地位很高。所以有专家认为,人面金牌饰可能与祭祀有关。

《魏书·礼志》中记载了天赐二年(公元406年)北魏太祖在盛乐(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)古城西郊举行盛大祭天仪式,“女巫升坛,摇鼓。帝拜,后肃拜,百官内外尽拜……拜讫,乃杀牲。执酒七人向西,以酒洒天神主,复拜,如此者七。自是之后,岁一祭,”

通辽市文博院研究馆员陈永生介绍:“人面金牌饰有2件,含金量均高达95%以上,所以历经千年仍金光灿灿。它们的核心魅力就在视觉冲击力极强的人面上。鲜卑首领和贵族喜欢佩戴精美的黄金饰品彰显身份与地位,但在鲜卑金牌饰中,常见的多以动物形象为主,用人面形象的相对较少。鲜卑人面金牌饰的‘人面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:圆润饱满的脸庞、显著凸起的宽阔额头、高耸的颧骨以及粗短而挺直的鼻梁。这种高度写实又略带程式化的刻画,很可能就是鲜卑人自我形象的艺术化表达,也从侧面展现了鲜卑人的容貌特点,反映出鲜卑人对自身形象的关注。在人面额头两端,各铸有一个醒目的椭圆形高线圈,其形态像人面的另一双眼睛,增加了人面金牌饰的神秘感。”

仔细端详人面金牌饰,发现它头顶的短发是精心塑造的曲卷样式,自然延伸、巧妙盘绕,最终形成4个坚固的系环。这一别出心裁的设计从实用功能而言,明确表明人面金牌饰是一件豪华挂饰,4个系环通过皮绳或金链等穿系,挂在身上,彰显佩戴者的身份地位。从审美方面来说,卷发与系环浑然一体,将功能性部件完美融入整体艺术构图,毫无突兀感,展现了鲜卑工匠高超的设计智慧和审美情趣。同时,卷曲的头发增添了人面的生动性和装饰性。

人面下方,6个乳钉精巧排列,构成一朵盛开的梅花图形。陈永生说:“乳钉在草原金属牌饰中并不鲜见,这里的梅花造型,应该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,体现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流和审美借鉴。牌饰四周环绕着流畅而富有动感的勾云纹,模仿变幻的云气,为整个牌饰增添了神圣而灵动的气息。”

鲜卑人面金牌饰在通辽地区出土,反映了鲜卑人迁徙链中的历史足迹,为研究鲜卑人在西辽河流域的活动范围、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,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观点

纹样中的包容性

□何佳

在中国古代纹样发展史上,辽代马鞍饰件上的龙纹堪称多元文化交融的杰出代表。这套精美的铜鎏金马鞍饰件,既承袭了唐代龙纹的雄浑大气,又融入了游牧部族的文化特色,体现出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。

辽代铜鎏金马鞍饰件上的龙纹展现出辽代对唐代文化的吸收与借鉴。唐代龙纹身形健壮,神气十足,充满动感。辽代龙纹明显继承了唐代的这一特点,铜鎏金马鞍饰件上镂雕的二龙戏珠图案中,龙嘴大张,嘴角张幅超过眉梢,龙身蜿蜒狭长,保留了唐代龙纹的磅礴气势。这种艺术上的传承,印证了辽代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接纳。

辽代龙纹在沿袭唐代龙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,注入了自己的审美趣味和文化符号。唐代龙纹的视觉效果是不怒自威,辽代马鞍饰件上的龙纹龙首却显得憨态可掬,显示出文化的质朴。

辽代,人们十分注重马具的实用性,通过精美的马具装饰展现自己的身份与地位,尤其是贵族对马具的极致追求,使马鞍和饰具成为工匠发挥艺术才能的载体,为龙纹的创新提供了展现空间。辽朝廷推行“因俗而治”的政策,为文化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。例如南北面官制度,就是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,使不同文化和谐共存,相互影响。

辽代铜鎏金马鞍饰件上的龙纹,展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。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,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。这一突出特性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生成与发展、嬗变与调适、淬炼与升华的过程,成为中华民族创造璀璨文明、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所在。(作者系扎赉诺尔博物馆副研究馆员)

史话

古城的军事密码   

浩特陶海城距泰州故城(今黑龙江塔子城)直线距离317公里,与《辽史》记载辽道宗时期“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,民不能御,遂移东南六百里”高度吻合。按辽制1里约560米换算,600里合336公里。辽国统治者调整边疆战略,将治所南迁靠近泰州,同时保留浩特陶海城作为前沿哨所。

被考证为辽代通化州治所的浩特陶海古城是辽国的军事要塞,城墙夯土层中混杂的粟壳与羊骨碎渣,无声地诉说着辽代独创的戍边模式。38座马面以50米至60米的间距排列,精确地配合着辽代角弓70米有效射程。当进攻者进入第一道箭雨覆盖区,相邻马面便形成交叉攻击。瓮城城门东向开设,既与辽代“以东为尊”的礼制观念相符,又利用天然屏障海拉尔河强化东南方向防御。

护城河系统更令人惊叹,既沿袭草原部族顺地势引水的经验,又融入中原水利工程的测量方法,让人工河道通过暗渠直通海拉尔河,形成流动的“活水防线”,比中原文献记载的类似工程早出现两个世纪。

纵观这座河湾古城,主墙体采用中原版筑法,马面基部嵌柞木桩防塌的工艺可能源自渤海国,护城河直通海拉尔河的设计兼顾防御与运输功能,整体的技术整合印证宋代《武经总要》对辽代筑城“兼采南北之长”的评价。

马面与耕犁构筑出防御纵深,角弓与陶轮交织出文明韧性,浩特陶海古城用夯土与青铜记录了辽代的边疆治理方略。如今,我们站在海拉尔河畔,听见的不仅是塞北的风声,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悠远回响。(何佳 供稿)